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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丽娘是汤显祖在《牡丹亭》中着力塑造的第一号人物，汤显祖能创造杜丽娘这个新的文学形象，与他的进步思想密不可分。汤显祖的思想，从哲学上看，属于王阳明理学的左派。他自称“幼时得于明德师，壮时得于可上人”，明德，即罗汝芳，江西南城人。可上人，即达观和尚，他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本人也被迫害而死。此外，汤显祖与李贽也是著名的进步思想家。难能可贵的是，汤显祖秉承师教又不限于师传，他摆脱了老师们所讲授的“性”、“理”的束缚，勇敢地提出了与理相对立的“情”

     汤显祖所说的“情”，把人与***放到重要地位，其实就是人道主义。他是用人道主义作标准来衡量善与恶，是与非。他对“情”的颂扬，反映了争取个性解放的要求，这是当时最进步的思想，汤显祖属于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当然，他还不能像我们今天这样来看待人道主义，在当时，他甚至不能探索出“情”的真正根源，这是历史的必然性。

     汤显祖在进步思想指导下，创作了大量的传奇和诗文。代表作为《临川四梦》。其中，《牡丹亭》是他的得力之作。他自称：“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该剧一问世，轰动剧坛，“家传户诵，即令《西厢》减价”，压倒了一切。一百年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到林黛玉听《牡丹亭》戏文，竟“心动神摇”、“如痴如醉”，曹雪芹也以伟人的眼光对《牡丹亭》作出了别具一格的审美判断。《牡丹亭》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关键在于杜丽娘这一人物形象。

     杜丽娘是古代文学史上最为动人的女性形象之一。她不同于比她早三百年的崔莺莺，也不同于比她晚一百多年的林黛玉。她不像崔莺莺那样不满门当户对，要求有才有貌的结合；也不像林黛玉那样，要求男女双方思想、道德、感情一致的婚姻。她对爱情的理解很简单，就是要求女人应该得到自己的权利。所以，这是一个爱情个性解放阶段的女性形象，是中国古代爱情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中点人物。汤显祖主要从两个方面塑造杜丽娘。

     杜丽娘生活的环境是一个阴暗、冷酷的世界。然而，这个环境又是如此的和谐，它对人的压迫并不是血淋淋的，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切切实实地感觉到。它对人的压迫是无形的，这种压迫不是政治压力，而是精神压力，能把人活活逼死。更可怕的是，这种逼人的压力竟然是以好心好意的“爱”的形式出现。这个环境体现在几个人身上。

     南安太守、杜丽娘之父杜宝。他威严，管制女儿连后花园都不能去。为什么？怕引起她的春情。为了“爱护”她，才严格要求她。请家庭教师也是为了“爱”她，管教她。杜宝这样严厉，并非存有坏心，他也是好心好意，希望女儿知书达理，为了她的前程，为了让她嫁出去后上下左右都满意。杜宝是按照礼教的要求来塑造女儿，以尽父职。然而，他的爱，恰恰在于没有把女儿当人，他眼中只有礼教的要求，没有女儿的人性，这种爱，对有人性的杜丽娘无异于一种扼杀，一种压迫，越爱就越伤害她。

     杜丽娘的母亲更“爱”女儿，连女儿裙子上绣了一对花，两只鸟，也害怕得不得了，生怕她动了情思，背于礼教；听说女儿去了后花园，杜母更加提心吊胆，连把丫鬟春香叫来教训一顿。她处处防范，形成密不透风的压力。然而，她也不是存心害女儿，她处处为女儿的前途着想，也同样没把她当人。

     杜丽娘的老师陈最良，迂腐而且顽固，心如死灰。他按照礼教的要求，对学生拘束身心。在他眼里，杜丽娘只不过是一个可以照礼教要求塑造的物，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难怪汤显祖给其取名“陈最良”。

     杜丽娘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人们爱护她，只要求把她塑造成合乎礼教典范，而没有把她当一个有感情的活人。因此，空虚、寂寞、苦闷萦绕着她。杜丽娘在苦闷中，偷偷游了后花园，她看见了盛开的百合，成双结对的莺燕，于是触动了心灵——我也有花一样的容貌，春天一样的年华，为什么就不能像花儿、鸟儿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呢？她不愿虚度此生，要求过正常人的生活，她认为年轻女子应该得到异性的爱恋。于是，杜丽娘觉醒了。

     但是，杜丽娘越是要求顺乎自然天意，越希望得到做人的权利，就越加与环境发生冲突，有情的人与无情的世界就这样无形而尖锐地对立着。《牡丹亭》正是在这一矛盾冲突中展示了一个无情的世界。

     杜丽娘青春觉醒，希望一个女人的天然本性能自由发展。然而，环境却给她带来种种限制。除了父亲和老师外，礼教不允许她见到别的男人。这样，也就没有崔莺莺一见钟情、引人跳墙的机会。她的爱，她的情只能在心灵深处活动，只能在梦中实现。禁锢的身是不自由的，而有情的心却是自由的。于是，她在梦中见到了柳梦海，并且与他产生了爱情。

    杜丽娘在梦中与柳梦海相遇，便一往情深，百般思念，竟然为情而死。但是即便死了，她的魂魄也在追求，到了阴曹地府也还为情而斗争，并且争取到了人鬼结合。情的实现，性的满足，又让她死而复生，回到人间继续抗争，最后终于冲破了“理”的阻碍，争取到在人间做夫妻。

     杜丽娘对情的追求，并不是轻松自如的，不仅环境不让她这样做，有时连她自己也害怕。可是，要扼杀、埋葬自己的情又办不到。在矛盾当中，她一步步挣扎，经历了内心尖锐的斗争，她每前进一步，都要摆脱“身”的束缚，都要奋不顾身地争取。她的生生死死的追求使千百万读者产生共鸣。

     汤显祖写杜丽娘的身心矛盾，再一次显示了作者的思想进步性。首先，汤显祖以极大的热情，肯定了杜丽娘的合理性，肯定了她争取“情”的艰难斗争。“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她“一生爱好是自然”，作者对此是完全肯定的。其次，汤显祖赋予了“情”以神力，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这在文学上是浪漫主义的光辉，在思想上是人道主义不可战胜的呐喊。

     杜丽娘所追求的“天然之情”在晚明的黑暗时代是无法实现的，但汤显祖并没有接受这一既成事实，他在一片黑暗中探索着，认定“情”可以战胜灭绝人性的“理”，个性解放的潮流一定要战胜程朱理学。他把这种坚定的信念，通过浪漫主义的笔，给情以神力，能起死回生。

     汤显祖说：“情之至……死者可以生，生者可以死。”这样，《牡丹亭》所写的爱情，就不仅仅是婚姻和爱情，而是对个性自由、人性自然发展的追求，这是早期人道主义的呐喊。

     汤显祖笔下的“情”的神力，使作品情节离奇，但荒诞中又符合情理，虚幻又乐于为人接受。在现实与虚幻的强烈对比中否定现实。这样，杜丽娘的形象就给理学重压下的人们一线光明，一丝希望，给人以鼓舞的力量。《牡丹亭》和《西厢记》、《红楼梦》一样，都描写了爱情，但三者又各有侧重。崔莺莺的情是要求婚姻自主，她鼓励男女青年，为了自主婚姻，全然不顾封建礼教，主动出击，这是爱情史上的一大突破。杜丽娘的情一改过去文学作品中歌颂的爱情，不仅肯定情，而且认可欲，冲破了爱情禁区，超越了雷池，惊世骇俗。林黛玉的情，是思想、感情的和谐，共鸣的欢乐，而不是才与貌的愉悦，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爱情。杜丽娘是处于崔莺莺与林黛玉之间的女性人物，承上启下，具有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