Оοo秉柔

标签： 郭嵩焘  英国  挨打  征服  清朝 

     一部中国近代外交史就是一条漫漫修修的黑夜下曲曲折折的道路。积贫积弱的国民，腐败黑暗的官场，因循守旧的官员……最可悲的是那夜郎自大的“天朝中心论”和在闭关锁国中自己编造的“茧”。这茧厚,厚得里边的芸芸众生对外界的变化,对西方可怕的崛起,对世界格局的变动毫无知觉；这茧密不透气，密得里边的一点先进思想的火花，一丝革新理念的涌动都面临着被窒息的危险。 

          一位著名的登山运动员在登每一新的目标山前总要默默地告诫自己：“先熟知它，然后适应它，再征服它。”当时的中国，的确很需要全面彻底地改造；重重的困难多如群山的确得刻不容缓地征服。然而在改造之前，征服之前是不是该真正地了解一下中国的当时真实的国情呢？ 

         可是，自从英国的坚船利炮攻开大清的国门，满朝的士大夫们除了郭嵩焘，有谁首先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不畏艰险地身体力行呢？鸦片战争以来，面对列强的威胁利诱，王宗贵族们，士大夫们，不是盲目排外，就是委曲求全，甚至卖国求荣。他们那有暇顾及到国家大局，人民利益呢？也许，当时的洋务派算是头脑清醒，心怀国忧的一帮谋臣智士了。但他们仍没有跳出“天朝中心”的死圈子，总以为“天大地大，总大不过我大清王国”。真活脱脱鲁迅笔下的阿Ｑ！可见当朝的大臣是多么的鼠目寸光！外交好比人与人间的交流与交往，最需要相互的真实地平等地了解和重视。然而，近代清朝的官员们在颟顸中却犯此外交大忌。 

         这正值孔子所说的“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的邦无道时代。这时，郭嵩焘走来了！他从仁人志士中挺身而出，他从群情汹汹，众人唾骂中义无返顾地走来。他面对不解和谩骂，面对降职的危机，并没有明哲保身，他并没有因为面对无道之世而“卷而怀之”。他却是用满腔的热血与睿智作出了选择，选择了众大夫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的使命——出使西洋。 

         1875年,马嘉里事件发生后,英国人以此为借口,迫使中国派使到英国赔礼道歉.在武力威胁下，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接受了这一无理要求。郭置接踵而至的人身攻击于不顾，主动地接受了这一在别人看来有损国体的，但他看来却神圣无比的任务。他清醒地知道：要建构必须解构，要征服必须了解；要创造必须熟知！郭嵩焘的出使难道不是一种求知吗？难道不是一种探索吗？不是一种从另一角度，跳出这可恶而可悲的茧，以更高视野，以更清醒的心认识中国当时国情的方法吗？ 

        1877年1月21日，郭嵩焘一行到达英伦，开始了长达4年的西洋之行。在英国，郭感受到了工业革命给英国带来的财富和生机；也感受到了英国先进的制度和思想给国家带来的发展与文明。他每天都有自订的学习和考察的项目。他旁听英国国会，研究外国政体和政治法律制度；搞教育调查，到学校去详细询问学制和学习内容；参观科研机构，图书馆，博物馆，报馆和各种展览；考察军队，监狱，工厂，矿山，码头及民土风情。他把每天的参观的情况详细地记在日记本里，4年内写下了不得50多万字的日记，并整理成《使西纪程》，寄回中国总理衙门。 在英法的访问，使郭深刻地认识到：“推原其立国之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Parliament）有绍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Mayor，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败。人才学问相继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上要议会政治，下要地方自治，这是清末立宪派在20世纪之初的政治纲领，而郭嵩焘在30年以前已经有此初步认识。他的这些文字记载，连外国人都认为：“论事如其所见，所详报者皆所得于西洋，而有益于中国之事。” （以上为摘抄）学习别人能鞭策自己。外交总能对内政造成一定影响。郭嵩焘正是希望通过这样让中国上下抛弃历久形成的“天朝中心论”，御下盲目自大的虚假面罩，虚心地学习，从一个更高的角度，视野来反思中国当时落后的现状，求强图志。真所谓丹心系国忧！这些对中国之政事大有裨益的观点，参考却非但如石沉大海一般得不到回应，且为郭嵩焘惹来了不少麻烦：先是清政府勒令将此书毁版禁印，接着还解除了郭嵩焘的英法公使之职，另派曾纪泽接替；如此深切的爱国热情却遭到了冰冷的唾骂和不解的质疑。首先是士大夫们群起诬攻，说他：“有二心于英国”，然后是湖南乡亲们强烈的攻击。甚至有知识分子撰联责骂：“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引用）此联可谓精彩之极；试想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士大夫们若能用如此精妙之才探究中国衰落，西洋崛起之根源，那郭嵩焘怎么会有悲剧的下场？中国也恐怕与落后挨打的命运只是擦肩而过。 

         从汹汹群情，滚滚骂名，我们看到了一代忠臣的爱国悲剧，亦看到了中国愚昧自大，骄傲自满的普遍心理和观念。在当时中国尚处于学习西方的肤浅的层面上，人们的认识尚停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水平，许多清流之士甚至还达不到这个水平。更何况郭嵩焘的思想明显超出同侪，无怪乎当时的朝野上下不能容他。从汉代的“文景之治”到唐朝帝国辉煌璀璨的“唐玄盛世”再到清朝盛极一时的“康乾盛世”，中国人华夏民族的“天朝中心”的夜郎自大的心理像一种惯性驱使下走向自行毁灭的车轮一直在运转着，运转着……直到国门被人敲开，国财被人掠夺，国民被人奴役，这个运转还未嘎然而止。然而，更可悲的在于，这种心理造成的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骄傲封闭造成落后挨打，落后挨打又促成排外封闭，而又再引起更进一步的落后挨打。如此循环往复，有如冲向悬崖绝壁的车轮，于是郭无怨无悔地去做轮下的挡路石，却也做了其牺牲品。这是他的人生的悲剧，也是他所深爱着的中华民族的悲哀。 

         郭嵩焘背负重辱回国了，结束了他代表近代中国的首次的出使西洋，也结束了他的破茧之行，却也结束了他一生春风得意的政治生涯。郭嵩焘自1879年黯然归国后，晚景甚为凄凉。尽管英国《泰晤士报》、上海《字林西报》载文称誉郭嵩焘，并盼朝廷起用郭氏，洋务派官员刘坤一等也一再上奏请召用郭嵩焘，但直至郭嵩焘终老于湖南老宅，再未得朝廷起用。在世人眼中，郭嵩焘若凭借其才学以及与朝廷重臣曾国藩、李鸿章的深交，平步仕途、终老一生，当非逆料之事。可是后来的出使经历，却毁了他余生的顺境。（以上为摘抄）当我们在慨叹他个人的人生起伏之波澜的无常时，我们也想到了中国的外交的失败和内政的失败。正如郭所言“吾之蹇运实与国之蹇运相表里。”郭没有逃脱被贬的命运，因为朝廷的昏庸，国人的愚昧；中国没有摆脱挨打的命运，也因为朝廷的无能，国人的愚昧。郭深深地认识到，他到英法的重大的使命：学习他们的“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特别是探究“其所以通民俗而立国本者”。取西方之长，补中国之短，由器而学而政教。然而，在那个蝇蚁蚊蚤横行的颟顸时代，纵然郭嵩焘有多么清醒于世，也难以唤起众人的理解与振作。 

          郭嵩焘的悲剧是一个侧面，它反映了中国近代外交那些落后的理念。首先，中国近代的外交官们没有平心静气地去内省自身短，了解他人长，总是“闻洋人之长则怒，闻洋人之短则喜”。这如何做到知己知彼而百战不殆呢？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后，洋务运动的内在弱点充分暴露出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经过实践检验表明局限甚多。其次，以此为前提，近代的清朝政府就无法把他国与自身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还保留着以为他国是己之藩属的幼稚想法。再次，。郭在英国外交过程中遵守一些国际外交礼仪，竟被随行的大夫诬告为“有失体统，二心于他国”。可见，近代中国的外交并没有形成到一套很好的外交礼仪和规则。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凭吊古人之时，是否更应凭吊那个时代，鞭策这个时代？